“所谓‘申上饬下’，我大明文书用印，皆钤印于年月之处，同时用朱笔填写日期。”
皇帝此刻的语气平静而冷淡，他像是一座高峻陡峭的险峰，只需平和端方就足以使人跌坠深渊。
他用指头戳了戳那奏疏末尾，又翻过来指了指那文书正面，似笑非笑地冲着殿内众人道，“这封奏疏上的笔迹并非寻常的‘朱压墨’，而是‘墨压朱’。”
“因此这封奏疏是先盖了朱印，尔后才填写的文章与署名，这是洪武年间的老把戏了嘛。”
“申上饬下”是大明公文的行移原则之一，即“平行正印，申上正印，下行惟年月正印，其余斜印”。
也就是说，在大明的官僚体系中，上行文书和平行文书都应该使用“正印”，而下行文书除年月处用正印外，其余均用“斜印”。
这里所谓的“正印”，是指在文书文书正面，以及文书最后签署年月之处，端正地钤盖上文书发出衙门的官印。
对此，朱元璋在“空印案”后的洪武十五年特别规定，“凡奏、启本内官员，正面真谨佥名，当该吏典，于纸背书名画字，如有事故官员，不许写列空衔。年月及正面上，俱用印信，毋致漏使。”
由此可见，在文书特定的地方用印，是关系到文书效力和文书真伪的重要问题。
将官印钤印于年月之处，不仅可以表示文书的效力，还能防止有人借改纂年月日期，随意使用官府的文书谋求私利、鱼肉百姓。
“皇爷恕罪。”
殿内诡异地静默了片刻，最终仍是王体乾开口道，“奴婢没有看出来……”
朱由校将手中的奏疏往王体乾面前一掷，迅速打断了他的辩解，“那朕让你再好好看看。”
“万历二十九年，先帝被册立为太子后，神宗皇帝钦点徐文兆为典玺局郎，韩本用为纪事，吴进忠为典玺局写字，邹义、王安、李实等为伴读。”
“当年你在孙隆名下，又是内书堂的出身，万历二十八年后在文书房供事，密以重贿求得李老娘娘，才得充先帝东宫典玺局印。”
“先帝出阁读书晚，朕在东宫时，这诵书习字，都是跟着你们这一群先帝伴读慢慢学下来的，所以朕对你们的字迹是再熟悉不过了。”
“你昔年在东宫典玺局，比朕更是近水楼台，如何会辨认不出这奏疏上的字迹是真是假？”
王体乾颤抖着手捡起了那封奏疏，冷汗顷刻间便浸透了里衣。
众所周知，由于明光宗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，明神宗在万历年间便一意延缓明光宗出阁读书的进程，导致明光宗在万历二十一年“三王并封”时才被获准出阁读书。
当时，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，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，要将皇长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，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。
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，又怕被朝臣攻讦，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，如此长子就是嫡子，往后朱常洛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册封为太子，也算是名正言顺。
然而明神宗只以“三王并封谕”告示朝臣，并没有如王锡爵所请，提出“长子以皇后为母”的说法。
于是“三王并封”的旨意一下，顿时引得朝野大哗，因为王锡爵这样一退让，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经过参选，才有机会成为太子，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。
此种作法，分明是变相地质疑朱常洛为太子的合法性。
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，王锡爵被逼无奈，自劾请辞，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，不得不同意让朱常洛在翌年出阁读书。
故而朱常洛正式出阁读书是在万历二十二年，也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，比明朝制度中“皇太子八岁出阁读书”的年纪晚了整整四年。
所谓“皇太子出阁读书”，即指太子在接受了皇帝或者宦官的开蒙后，每天等到皇帝退朝就要去文华殿开始正规的学习。
一般上午学习四书、五经和经典史籍，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，皇太子可以休息或者是练习骑射，晚上诵读白天学习的课文，每三天进行一次复习。
皇太子出阁读书期间没有假期，只有在每月的初一、十五、雷雨天和深冬时期停讲，停讲期间皇太子可以自由活动或者是自习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直到皇帝驾崩，皇太子登基。
明光宗出阁读书的历程尚且如此艰难曲折，作为皇太子一脉的庶长孙明熹宗，在国本之争如火如荼的万历朝自然更加不可能获得出阁读书的机会。
因此直到明光宗驾崩之时，明熹宗仍是一天正式教育都未接受，便匆忙登上帝位。
如不计开国太祖朱元璋，此为有明一代第一人，其情况比其父明光宗勉强出阁读书，而非正统的太子教育方式，还要更加恶劣。
历史上明熹宗的启蒙教学老师，都是明光宗在东宫时的亲近内官，故而朱由校自称其对明光宗一众东宫伴读的字迹十分熟悉，连王体乾这样资历深厚的宦官也不能反驳。
朱由校见王体乾咬着牙不说话，又乘胜追击道，“再者说，论起翰墨风流，你们宦官可比外臣要得天独厚得多了。”
“那倪元璐、王铎、黄道周都是有名的书法大家，但是他们日常书写公文时，仍是使用千篇一律的‘台阁体’。”
“而你们内官则不一样了，朕记得，你的本管太监孙隆就写的一手好小楷，隆庆五年时，他还曾向神宗皇帝进呈了一幅《陈善图》。”
“其图计二十二开四十四页，每开右图左史，皆为书画对题，其右画所绘，或一朝而止，或一君而兼举数事，由陶唐迄于赵宋，上下三千余年。”
“自尧、舜、禹为始，至宋太宗赵光义止，历商汤、武丁、周文王、武王、汉文帝、武帝、光武帝、唐太宗、玄宗、宋太祖共计十四帝之‘圣明之景象’。”
“而左史所书，乃以端庄小楷书写司马光所撰《资治通鉴》事迹，真可谓用心良苦，似孙隆这般书画皆能者，在当年的东宫伴读中，理应比比皆是罢？”